留日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985教育(985org.com)

[摘要]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第一次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从早期的零星介绍,到随后大规模的翻译、宣讲、阐释,由《共产党宣言》这本不过几千字的小册子衍生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犹如一颗火种,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照亮了中国革命者的路,淬炼了中国革命者的魂。这其中,留日知识分子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从译介到研究再到实践的努力,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留日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 《共产党宣言》

早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被作为一种社会见闻介绍到中国,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记载最早出现于晚清外交官张德彝所著《三述奇》和高从望所著《随轺笔记》。后来,马克思主义又作为一种思想潮流通过译文和评论的形式被介绍给国人,189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了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一文,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并引用了一段《共产党宣言》的文字。[1]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较为零星,而留日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杂志、建立社团开展翻译介绍活动,通过系统阐释、犀利评论开展深入研究活动,通过深入工人、建立组织、开展建党筹备活动等一系列努力,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为系统、深入,使其在中国闪耀着理论的光辉,展示着实践的智慧,焕发着生命的活力。

一、建社办刊:大规模翻译介绍阶段

1896年,打着“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2]如意算盘的晚清政府,派遣了第一批留日学生。这些留学生到达日本后,近乎疯狂地翻译日文书籍,希望能将西方先进文化更快更多地介绍到国内。1900年,由留日学生发起的“译书汇编社”成立,后来又出现了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等社团,这些社团的主要工作就是将日文原著和日文译著等翻译成中文,内容涵盖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等。

1901年,《译书汇编》杂志第2期刊载了日本近代法学家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一书中《社会党镇压及其社会政策》的译文,其中出现了“共产党”一词。1903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汪荣宝、叶澜出版了解释西学新词汇的《新尔雅》, 给“社会主义”作了明确的定义:“废私有财产,使归公分配置主义,谓之共产主义,一名社会主义。”1903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上发表署名“君武”的长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末列举了“社会党巨子”撰写的26部著作,其中就包括“马克司《共产党宣言》”一书。1905年,在东京法政大学留学的朱执信以“蛰伸”的笔名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继续连载时他又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并翻译了部分内容。1906年,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的宋教仁用“勥斋”的笔名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了大杉荣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的译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1906年,叶夏声以“梦蝶生”的署名在《民报》上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并简略译出其中的十大革命措施。1912年,已经归国的朱执信在《新世界》第2期发表译作《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并对《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思想和革命纲领作了重点介绍。[3] 

除留学生外,或因流亡或因邀请前往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活动当中。1902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逃日本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称“麦喀士”(马克思)为“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1903年,亡命日本的赵必振翻译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系统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社会主义理论,介绍《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1907年,刘师培、何震等人在东京创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编译出版了幸德秋水撰写、蜀魂翻译的《社会主义神髓》。1907年12月,何震在自己主办的《天义报》13、14卷合册上发表《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一文,在附录中引用《马尔克斯焉格尔斯合著之共产党宣言》的有关段落。1908年初,《天义报》上又刊登了旅日学者民鸣从日译本转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二、阐述论战:深入研究阶段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自俄国的革命胜利,特别是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更深入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时期,留日知识分子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字翻译,转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并在知识分子群体、工人群体间进行广泛宣传,尝试用这一来自西方的理论解决中国的困境。

于1913年-191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4]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接连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并深情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5]除李大钊外,陈独秀、李达、杨匏安、李汉俊、邵力子等留日知识分子也在杂志上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五入日本”的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并北上),十月革命胜利后,《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1918年,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周刊,与《新青年》配合作战。次年,《每周评论》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部分内容,并加注按语。此外,创刊于1916年的《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也曾留学日本,邵力子对《民国日报》进行改版时增设副刊《觉悟》,通过短评、时论等形式宣传马列主义,并促成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译本的诞生。创刊于1919年的《建设》主编朱执信、廖仲恺,二人均为留日知识分子,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均曾留学日本。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6]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成立,研究会通过搜集图书、编译著作、专题研究、讲演会等多种形式,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成员王有德与罗章龙等人曾试图直接从德文翻译《共产党宣言》。[7]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理不辩不明,道不辩不清。”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的论争,留日知识分子也投身其中。这些论争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论战。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用一篇名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进行回击,他主张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能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而所谓的根本解决,就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问题解决了,进而才能解决其他社会问题。在二人随后的论战中,真理越辩越明。

三、从理论走向实践:建党筹备阶段

当真理的光芒逐渐显现,实践的脚步也越来越近。除了在学界引发热潮外,留日知识分子还深入到工人群体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军阀的迫害,陈独秀前往上海。他积极协同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在筹备会上发表《劳工要旨》演讲。在他的指导下,5月1日,由工人举行的集会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8]同年,在1000多公里外的北京,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组织下,北京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展了工人状况调查。同年5月,李大钊发表演说,盛赞苏维埃政府取得的成就。1920年8月,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诞生,译者正是曾经的留日学生陈望道,据他回忆,该译本是以日译本为蓝本。译本一经印刷,很快售罄,它的出版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9]

1920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党组织,起草了党的纲领草案十条,经与李大钊商议,政党名称定为“共产党”。同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10]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7名成员中,只有7人没有东渡日本的经历。此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11]这些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为后来筹备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

百年前的留日知识分子,因为救国救民的共同愿望,将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这些留日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扮演着广播员、评论员、实践者和创新人的角色。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追寻真理的故事;他们用自己在日本的所学和见闻,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们用笔尖和枪杆,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他们更在实践过程中结合中国社会的变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外延。(作者 杨阳 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务干部,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留学史。本文系作者主持研究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智库个人项目“留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研究”[GYF220200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3] 谭渊. 《共产党宣言》汉译历史与译本演变[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9(3).

[2]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4][5][6][8][10][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1921-1949[M]. 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7] 蒲国良.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6).

[9]宁树藩,丁凎林整理.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0, 3(1). 

来源:《神州学人》(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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